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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6月8日电 （记者罗知之）“实现30/60目标，中国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必须发生深刻转变，其中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这样表示。

易纲认为，实现30/60目标的任务很多、内涵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减少碳排放，其中难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排碳增加了温室效应，对整个社会是有成本的，但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由社会承担，因此具有重大负外部性。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排碳需要缴纳碳税或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使各微观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迅速，成本下降很快，但总的来看绿色能源的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高（因为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的碳排放成本），高出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提高排碳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的支出成本；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市场化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

“我国和各国经验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点，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易纲强调。

易纲介绍，中央作出30/60部署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是谁排的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能够测算并验证排碳和减碳行为。只有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其他一系列碳减排政策才有基础。近年来，逐步明确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也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则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的发展。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由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一定期限的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1.75%，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自担风险，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同时，接受人民银行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及相应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截至2023年4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近400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三是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工作，于2021年搭建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石化、化工、造纸等八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此外，还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转型政策，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开展相关工作，金融机构管理气候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处理好减排与发展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更加合理。

“在上述工作中，我们注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靠引导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均居全球前列。”易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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